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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擦亮雷锋“共产主义战士”的本色

中瀚博雅国际文化 2019-04-21 20:23:45

必须擦亮雷锋“共产主义战士”的本色

绝不能将雷锋“变形”成做好人好事的典型

? ? ?今天是第55个学习雷锋纪念日,此时回顾改开的40来年,无论取得多大的经济成就,相比毛泽东时代全社会道德出现大面积塌陷,已成全社会重重的叹息。为此,人们开始思念雷锋,人们在大声呼唤雷锋,可又很难去学雷锋,这到底差哪儿?深究下去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雷锋原本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却被“变形”成做好人好事的典型,雷锋叔叔的背影怎能不越来越远?为此,要让雷锋叔叔重新回到新时代,就必须擦亮雷锋的“共产主义战士”本色!

一、雷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典型?

?? 哲学讲求事物的本源和本性,那雷锋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典型,学雷锋最根本的是学什么,这是学雷锋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作为典型的种类很多,但典型的特质却各有千秋。诸如,王杰是“两不怕”典型,龙梅、玉荣是热爱集体的典型,张海迪是意志品质典型等等。只有抓住典型的特质学习,学习典型才有效果。那雷锋到底是什么典型?要认清这个问题,就要追溯中央领导的题词,从中央领导的题词中找答案。

1、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雷锋毛题词。1963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在学习雷锋专辑中,刊登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题词,董必武、郭沫若、罗瑞卿、谢觉哉等写的诗和文章。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陈云题词:“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

董必武题诗《歌咏雷锋同志》:“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勤劳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只作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

以后中央领导涉及具体学雷锋内容的题词:叶剑英:“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杨尚昆题词:“全国人民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姚依林题词:“发扬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宋平题词:“向雷锋学习,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2、为雷锋题词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作为共和国的最高统帅和共和国的一个士兵,在一个偶然而又必然的相遇了,此时,毛泽东正反复思考中国前途和未来的千年大计,1962年,他曾有过一次谈话,说美国要想在中国第一、第二代身上进行和平演变是不可能的了,他们只能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想法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油然而生,要教育青少年有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雷锋就是一个好榜样!

据毛泽东秘书林克晚年的回忆,毛泽东曾明确表明心迹:2月22日,毛主席将用毛笔书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潇洒飘逸的行草字交给我,我为拟的十来个题词都没用,主席好像要解释为什么没用我拟的题词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件好事,也不是学他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雷锋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习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习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毛泽东这段话里强调了雷锋是个全面性的典型,学雷锋要全面学!

毛泽东看到了雷锋平凡中的不凡,那是毛泽东更看到了中国的前行,看到了中国光辉的未来,需要雷锋这样的典型来引领。毛泽东才深思熟虑地挥动如橼大笔题下:“向雷锋同志学习”。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给刘胡兰题过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白求恩和张思德分别写过纪念文章,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没给其普通人题过词,而这次毛泽东题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个人典型,这是共和国的唯一。

而且,不仅毛泽东为一个士兵题词,整个中央领导集体和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纷纷为一个士兵题词,这在中共党史上极其罕见、更绝无仅有,这题词自然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若作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为一个士兵题词,这是共和国的唯一。那作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也都为一个士兵做了题词,这还是共和国的唯一。

这都充分说明,雷锋绝非是一般的典型可比,“向雷锋同志学习”,更是意义非同寻常!学雷锋自然绝非仅仅是学做好事,绝非仅仅是学当个好人!

3、雷锋精神的本质是共产主义精神。那么,雷锋精神到底如何非同寻常?或者说,雷锋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呢?

仅从对雷锋这些题词中看,周恩来全面论述中精辟地概括出雷锋精神包括四个方面:“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而在毛泽东题词之前,周总理已经题过一次词,内容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毛主席题词之后的二次题词,其内容具体而鲜明,这无疑是经过更深入的思考和高度概括的。从周总理的题词中最为深刻表现的,也是贯穿在题词内容中的一条,那就是鲜明地揭示出雷锋这个伟大典型的阶级性质,这个阶级属性表明雷锋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先锋和代表!


而将中央领导的题词内容归类来看,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其中,刘少奇的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题词中的:“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邓小平的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宋平的题词:“向雷锋学习,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其中,叶剑英、杨尚昆、姚依林等的题词,都写到发扬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也曾明确讲到:“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精神。”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不变色。三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朱德和林彪的题词都讲到: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而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同上面两点是一致的。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没有共产主义精神就绝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都在诠释和强调,雷锋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楷模,相比于中国其他各类典型而言,他站得最高,他的本质特征就是共产主义战士,就是共产主义精神!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在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毛泽东还要继续革命,还要带领中国共产党继续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这无疑需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武装亿万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让雷锋精神站在历史的潮头之上引领,这就是应运而生;而让在向雷锋精神学习中,全民族进行“斗私批修”,这就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

4、3月5日成官方指定的“学雷锋日”。自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及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此后每年的3月5日,就成为官方指定的“学雷锋日”,党和政府不断引领和掀起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潮,雷锋的名字响遍全国,在60至80年代间被塑造成为中国大陆有口皆碑的模范人物,人人学习的好榜样。雷锋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即,共产主义人生观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塑造着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的灵魂,带动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风气的昂然向上,塑造“六亿神州尽舜尧”。

二、谁修正庸俗了学雷锋和雷锋精神

雷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是带有鲜明阶级属性的典型,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是明白无误的历史定论。可自改开以来的雷锋和雷锋精神,却在不断的“与时俱进”中,给修正的面目全非。那么,谁修正的?为什么要修正?怎么修正的?

1、社会开始抛弃雷锋精神。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必须依托在公有制的社会存在里体现。可自改开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代根本性的大事,那就是公有制的不断丧失。这个丧失表现在,农村干掉了集体经济,全部回到私有化的小农经济;城市集体经济全部丧失,国有经济丧失80%。仅从2008年的数据看:“全国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28.3%,非国有企业占71.7%”,这个数据要看清,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在内,才占28.3%,若除去股份制本身的非公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能占多少?从2008年到2018年,现在公有制经济只能剩百分之十几了。且“在28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被外资控制”。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当以公有制为主导为基础的城市和农村的公有经济,总共只剩下10%左右了。当七千万工人被下岗了,当几亿农民成小农,当全社会的理想都是“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奔小康”了,或在资本家工厂里当打工仔,你让他们怎么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当广大基层农工甭说找公有制,就是找集体不知庙门在哪,以致自己组织帮会抱团取暖,仅广东的“兄弟会”就遍地风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如何依托?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到哪里去讲?雷锋精神的实质又怎能不被抛弃?

2、社会开始批判雷锋精神。自改开以来,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边缘化毛泽东思想,已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刻意。连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都抛弃了,连共产主义都不讲了,只强调“奔小康”,覆巢之下,安有雷锋共产主义精神的完卵?一时,否定和虚无历史的狂潮,打着“解放思想”搞历史虚无一浪高过一浪。各种翻案风,越刮越猛。与此相关联的,对雷锋的质疑之声四起:质疑雷锋的过去;质疑雷锋日记涉嫌伪造,不像是出自一个小学文化的士兵;质疑众多雷锋生前的照片“漏洞百出,不堪细读”;质疑《雷锋日记》记载的事例前后矛盾;质疑雷锋是虚假典型等等。在肆意妖魔化雷锋的狂潮中,中共的主流媒体,竟然集体失语,竟然哑然无声的默认。

3、社会开始修正雷锋精神。然而,就像“祖龙虽死秦犹在”一样,无论右派和“公知”们,怎么恶意谩骂毛泽东,毛泽东在人民的心中却越来越高大;无论改开的设计者怎么标榜自己,在人民的心中却越来越渺小;无论怎么污蔑“向雷锋同志学习”,社会的道德沦丧却日渐加深。现在中国的媒体上,几乎经常能见到发生扶摔倒老人遭讹诈的报道。连外电都惊呼:摔倒老人吓傻了中国!当年,率先发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中国青年报》,竟然就“一个老人摔倒要不要扶”开展了民大讨论,讨论的结果竟然是84.9%的的公众坦言:不能扶!一扶老人倾家荡产,一扶孕妇命丧黄泉,这简直都令人匪夷所思!现在你想要向雷锋学习“雨夜送带孩子的大嫂”,有哪个带孩子的大嫂敢让陌生人送?轻的大嫂担心遭了强暴,重则担心别给娘俩给拐卖了!

否定“向雷锋同志学习”,让社会陷入一种尴尬:一方面当整个主流话语都淡忘了共产主义,若让百姓去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是否有点搞笑?当整个社会都不提倡,甚至羞于出口共产主义理想,让老百姓去学习共产主义战士,这如何能自圆其说!当全社会都在“向钱看,就是向前看”,让老百姓“公而忘私”,老百姓都不知到哪去找公有制和集体?一方面不学雷锋又不行,老百姓不答应;急剧沦丧的社会道德,又需要雷锋精神回归!可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又与特色改革的精神相背逆,这就出现了“二律背反”。

为化解这个尴尬,为破解这个自相矛盾,只能对雷锋精神进行修正。自改开之后,社会主流话语引导人们学雷锋的论调变为,不再是“忠于革命忠于党”,不再是共产主义战士,不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而将学雷锋变成了“做好事”,或者说,主要学习雷锋当个好人。并美其名曰:学雷锋也要有时代特色,也要与时俱进。并重新将雷锋精神诠释出了所谓的新时代特色:助人为乐;敬业爱岗;集体主义;钉子精神。中央电视四台曾出的口号就是:学雷锋,讲文明,树新风。

可这样的雷锋,还是共产主义战士吗?这样的雷锋精神,还是共产主义精神吗?

三、做好人好事还用学雷锋吗?

将雷锋作为好人来学,这无疑是学雷锋的庸俗化。庸俗化的学雷锋,让雷锋这个典型也丧失了他的独特性、阶级性和先进性。

1、可中央领导集体题词就是号召做好事吗?可学雷锋就是学做好人,就是“助人为乐;敬业爱岗;集体主义;钉子精神”吗?那毛泽东会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吗?毛泽东那一代英明的中央领导集体,能破天荒的为雷锋同志题词吗?学雷锋若就是学做好人,还用树立雷锋这个伟大典型吗?

改革开放以后,各地不也树立一些做好人好事的典型,我们不能否定做好人好事的价值,不能否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恪守良知和道德底线,做个好人的不易,更不能否定社会需要好人好事。可这些做好人好事的典型,有谁能和雷锋媲美吗?有几个能引领历史前行?尤其是脱离了公有制的社会基础,靠几个人“志愿者”做好人好事的义举,到底能维持多久,到底有多大的社会号召力,到底能唤回多少春光?

(听传经布道已人满为患,信众就在就在外面旁听)

2、拿什么能替代雷锋精神?如仅仅做好事,那根本不用学雷锋,只需学习儒教就可以了,儒教特别讲究行善;若仅仅做好事,那根本不用学雷锋,只需皈依佛门就可以了,因佛学往往就是善学;若仅仅做好事,那根本不用学雷锋,只需笃信基督就可以了,因基督教也很讲究做好事的“普世价值”。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亿人成基督教信徒,这个从来在中国都遭到传统文化抵制的西方宗教,一直在中国很难发展起来,改开之前在中国才区区几十万信徒,一下暴增到一亿信徒,这能是改开的伟大胜利吗?中国一多半以上的人信佛了,那可是七八亿之众,其中的信众有多少是官员?这与庸俗化的学雷锋就没有关联?

即使从道德的角度来探讨,任何社会的道德,无论将它如何美化,其实质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道德。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任何社会的道德,也都要推出其代表道德水准和道德发展方向的代表人物。雷锋这个典型的出现,无疑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基本观点,那是一种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如果抛弃了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该用什么道德精神来替代?孔子能替代吗?基督能替代吗?若没有一种精神和道德标准来替代,社会怎不乱象横生?

(沈阳一基督教堂三伏天听传经布道人满为患。甚是壮观。)

四、习近平高度重视学雷锋

今天是第55个学习雷锋纪念日,让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学雷锋的指示,在拨乱反正中深入开展学雷锋。?

1、习近平强调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习近平刚一就任总书记才两个多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就鲜明的指出: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习近平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党和人民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领导干部要带头“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这个大时代背景,才能学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

2、习近平高度重视学雷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弘扬雷锋精神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强调:学雷锋的重要性。“雷锋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让雷锋精神落地生根”。

强调:雷锋精神不是孤立存在。习近平雷锋精神与“钉钉子精神、民族精神、老西藏精神、历史担当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西进精神(交通大学)……”,放到一起来讲,雷锋精神更有浓厚渊源。

强调:雷锋的核心价值定位。“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这就明确指出了,雷锋绝不是仅仅做好人好事的典型,他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他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属性;

强调:学雷锋要做好事。“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学习雷锋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强调:学雷锋要依靠“种子”的作用。“你们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强调:学雷锋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娃娃抓起,让雷锋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世世代代弘扬下去”。

总之,典型就是时代的发展方向,只要中国共产党“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不动摇,就必须将雷锋的共产主义战士精神擦亮,就需要雷锋的共产主义战士精神引领!

(文中有关宗教的三张片子是笔者拍摄,其它选自网络,特此说明。)


谁敢糊弄周恩来?试试看!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周恩来温文尔雅,轻易不发火。但是,如果你问问那些老部长、老将军他们最“怕”谁,他们准会告诉你,最“怕”周恩来。谁想在工作中打马虎眼,糊弄下周总理?试试看!



一、老部长们最“怕”周恩来



一些老部长回忆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


有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者来自几十个部委、百十号人。一位部长念着稿子汇报工作,稿子可能不是他本人写的,加上紧张,念得磕磕巴巴。

越听,周恩来的眉头皱得越紧,当这位部长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打断他:“不对!看清了再念!”那位部长脸马上红了,又念了一遍。周恩来毫不容情地又说了一句:“不对!”接着,他没翻任何材料,就说出了准确的数字。



全场震惊了,响起了一阵翻纸的哗哗声。那位部长把稿子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不安地说:“对对,是这个数。这里印得不清楚……”

接着汇报的是一位副部长。这阵势他还是第一次所以还没等开始汇报,就浑身冒汗了。好容易熬过了念稿子,周恩来又开始了提问。他忙前忙后地翻资料回答。还算不错,都答上来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表扬他,面色仍很严肃地说:“自己的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还是不允许的。”说完这话,他又问前面那位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部长红着脸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文件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周恩来紧跟着问:“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部长没有作声。



周恩来接着说:“有制度问题。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他提高了嗓音:“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门负责人、各委办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几位部长大声感慨:“哎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二、“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周恩来有个最好的朋友,那就是陈毅。但是如果陈毅做事有不妥之处,他也绝不容情。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赴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抵达开罗前周恩来接到电报,阿尔及尔发生了军事政变。当时对政变的背景及发展形势都不清楚。趁飞机在开罗机场加油时,周恩来通过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并建议改变原来的计划。

当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打前站,已经先期到达阿尔及尔。还有许多亚非国家的代表也到达了阿尔及尔。面对这样的政局,他们都很焦急,纷纷来找陈毅,了解中国对是否继续召开这次会议的态度。陈毅是个炮筒子,见到朋友们着急,他的头脑就发热了。他连想都没多想,就掷地有声地放了炮:“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结果,由于各种原因,会议无法举行。代表们纷纷回国。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对中国很尊重很信任。陈毅的许诺落空,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周恩来回国后知道了这个情况,气得在屋子里打转,不住地斥责:“胡闹!简直胡闹!”陈毅也自知捅了娄子,一回北京就赶到西花厅,去向周恩来“负荆请罪”。

见到陈毅,周恩来扬起浓眉,两眼冒火:“你无组织无纪律!”这句话出口好像还不足以表达愤怒的程度,周恩来背过身去,握住拳头,在桌子上砰、砰、砰地敲了三下,严厉地说:“这是不允许的!”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诚恳检讨。周恩来却丝毫没被打动:“就这一句完了?”他转过身,近于声色俱厉地逼视着陈毅:“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陈毅老老实实地又说了遍:“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周恩来激烈地纠正:“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也许是受到了陈毅那始终如一的诚恳态度的打动,也许是一肚子气已发泄了出来,周恩来的目光和语调都缓和了下来:“外交部不同于其他部门,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陈毅心服口服地低着头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走后,一位秘书向周恩来提意见:“总理,你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周恩来看了看他,严肃地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三、“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20世纪50年代。有一回周恩来送西哈努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一些将军。三点开始,将军们想去看球,都有点心神不宁。西哈努克进了机舱,门还没关上,将军们就往机场出口赶。

周恩来本是满面春风地站在那儿,等飞机起飞。突然发现了将军们的举动,他勃然大怒,吩咐卫士:“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卫士赶到门口,通知将军们:“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将军们虽有些遗憾,但想到总理有事,也就都说说笑笑地回来了,他们站在周恩来身后。

周恩来呢,始终笔直地站在那儿。目送飞机起飞,飞机绕空一周,然后逐渐远去。接着,周恩来向前来送行的外国使节告别。外国使节都离开了,将军们仍在说笑。


上图为周恩来在国务院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的典礼上


这时,一声喝问打断了将军们轻松的情绪:“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将军们这才发现周恩来脸色不对,立刻屏声静息,按规范立正站好。

只听周恩来严厉地问:“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的,没人吭声。只听周恩来放慢速度,一板一眼地说:“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仪?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带动机翼……”

周恩来足足讲了15分钟,才抬起手腕看一下表缓缓地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些。好了,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周恩来就这样“教训”了将军们,这件事给将军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再也没有失礼的事情发生。


周总理在文革中的表现是“违心的”吗?

  周总理谈党内政见分歧和文化大革命(1967/12/22)——转帖此历史文献纪念周总理诞辰120周年

  老田按:毛主席他老人家临终之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民主革命,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总结是很准确到位的,不仅对毛主席来说是如此,对老一辈共产党人来说,他们一生的政治生涯都需要联系着两件大事来评价。革命年代在拿枪的敌人面前,无愧为英雄的战士是值得敬佩的;相反,在革命后社会里保持革命精神和初心,更不容易。周总理在自己的胸前毕生佩戴“为人民服务”的像章,还在文革初期反复启发很多“思想跟不上”的老干部:要保持革命晚节。周总理逝世之后,他在文革期间为保持革命晚节的一切表现,都被政学两界很多有心人联手进行了颠覆性的表述,似乎周总理在第二件大事方面不仅是反对毛主席的,还是不停滴“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两面派。应该说,说周总理是两面派还反对毛主席,这不仅不是周总理的真实表现,而且此种做法更是出乎周总理生前意料之外的诡异现象,原本周总理是预备那些人在他照片的脸上打叉叉的。

  周总理是个什么样的人,要由周总理自己的选择来判定,各种聪明的有心人完成的事后解释,有且仅有符合周总理自己理性选择和一贯表现时,才是有效的。在周总理120周年诞辰之际,转帖一份历史文献,纪念那位毕生不忘人民、不忘初心的共产党人楷模周总理。

  周总理接见亚非作家协会外宾的讲话(1967年12月22日)

  陪同接见的有:郭沫若、许广平、郝德清

  被接见的外宾有:森纳那亚克(锡兰)、白石丸、白士吾夫、西园寺公一、北泽阳子、北泽政雄(日本)、贾米鲁丁·阿里(巴基斯坦)、叶贡(缅甸)、戚利·易卜拉欣·伊萨·阿费夫(印尼)等十几个国家的二十七名作家。

  去年中国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近一年半的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当然,方向是毛主席早就预见到的。诸位或许都读过我们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毛主席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入城市,全国解放以后,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义道路上的矛盾会尖锐起来,成为主要矛盾。确实,我们进了北京城,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整整十八年,十八年的变化,就是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一条以LSQ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在社会上的斗争都在继续和发展。当然这十八年中,指导的主要方面是毛主席为代表的一条红线。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在十八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这么重大的成就。这是主流。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一条黑线,即LSQ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经常的忽隐忽现地干扰无产阶级的红线。但这一条黑线有它的特点,即它使用两面派手法,通常好像与毛主席一致,善于表面上同意和悔改,毛主席说的,它一般也执行,不然它就没法隐藏在党内,骗得党和人民信任了。这条黑线不仅LSQ一个人,而是他那一帮,我们现在说的一帮,那一小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们就干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红线,反对这一红线,我想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九四九年,我们进入城市以后,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解放南中国(长江以南的部分),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是主要方面。你们是作家,你们知道这首诗吧(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另一方面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进行谈判。他现在住在北京。这是当时的主要任务,要么使国民党南京政府投降,改编它的军队,或者彻底消灭。但LSQ却急急忙忙跑到天津与资本家会谈去了,不管这样的大事。当然我党是要与民族资产阶级有一段时间合作的,争取他们合作,使他们不破坏我们的生产。但是LSQ与资本家做的超过了我党的改策。他要合作的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并主张保留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所以,毛主席知道了以后,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改策,LSQ也表示接受了,好像一致似的。

  我们解放后的另一件大事是在广大解放区(新)完成民主革命时期还没有完成的任务——土地改革。在老解放区,在全国占很大面积,早就进行土地改革了,仍需要继续前进。

  关于土改问题,是法兰西民主大革命时的一个大问题。

  但中国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不可能停留在个体的小农经济上,否则小农经济就在每天每时产生资本主义,这时,在山西已经出现了互助组——最低的合作化形式。LSQ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不向中央汇报和讨论,自己写了一封信,要停止发展合作社,而发展个体经济,这就证明他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毛主席发现了,纠正了错误,他表面上同意,他又蒙混过去了。

  第三件事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速度问题。一个新的国家刚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计划不可能很准确的,而且一定是不完善的。因此就在计划中发现,有些该搞的没搞,有的不该搞的搞了,有的搞多了,有的搞少了,有不平衡。这种情况按毛泽东思想来说,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任何平衡都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就是对立统一嘛!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是要调整。有了问题,然后调整,总之,是要前进的。但LSQ就是大惊小怪,他给《人民日报》写文章,反对冒进,给人民的热情泼冷水。

  特别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上,他犯了更大的错误.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党的“八大”时,我国工商业已经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已转为社会主义性质了.农业高级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这种情况下只是生产关系在所有制方面解决了,客观地讲,这是当时的事实。但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还没有解决,上层建筑也没有解决。

  LSQ在当时的报告里提出了另一个奇怪的反马列主义的理论,他说中国的生产关系、上屋建筑问题都解决了。中国现在生产力落后了,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落后于社会制度,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技术决定一切。要发展生产工具,要人学技术,来掌握生产工具。不错,技术是要提高、要进步,人们是要创造和掌握生产工具的,但是,当时更重要的情况是:生产关系在所有制方面解决了,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在上层建筑方面还没有解决,还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有新的发明、新的创造,这就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工作。这些问题直至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解决。所以,当时LSQ的思想是完全反动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因为他说,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当时LSQ这种反动理论,毛主席也不知道,后来毛主席知道以后,严厉地批评了他。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以前的大事情。

  更严重的是从一九六二年到去年,即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指出的。毛主席的大字报集中地概括地指出我党十中全会公报批评了右倾思想,当时LSQ是代表。右倾思想的特点,第一是在国内,把国内困难看得很惶惶不可终日。农业有灾荒,他要分田到户,使农业变成小农个体经济,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的看法与他相反,毛主席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只要我们上面少瞎指挥,少向农民征购粮食,这些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事实果然如此。从六二年到六七年七个年头;不仅是粮食,而且在农业上其他方面都获得了丰收。根据今年不完全报告,今年粮食产量已达到××吨。实际上农民手里还有一部分。因为农民虽然已经集体化了,但他们毕竟是农民,不是工人。他们要保留一些可以备荒。中国有一句老话:“藏富于民”,按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藏粮食于实行集体经济的生产队。如果一旦有事,不但国家有粮食贮备,农民也有粮食贮备,到处都可以打仗。我说这番话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是有经验的,十八年前,也可以说二十年前,解放战争时期,我与毛主席在一起,后来我们撤出了延安,当时每家都有粮食:敌人每到一村,农民就把粮食藏起来,我们一去,就可以从农民那里用钱买到粮食。

  第二件事:一九六二年在困难时,我们票子稍稍多发了些、财政上有些小小的赤字。LSQ说,这是通货膨胀。要使货币贬值,把资产阶级那一套搬出来了,好像英国一样,我们坚决反对,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上一时的不平衡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只要发展生产,就可以克服。我们在六二年以后,六三、六四、六五年把欠苏联的债还光了。把欠东欧的一些小数目也还光了。其中包括利息,按没有贬值以前的美金计算是×亿美元以上。

  我们现在一身无债(森插话:中国欠苏联的债里一部分是用来买武器援助朝鲜战争的),我们援助朝鲜的军火用钱买的,苏联卖绘我们的武器中有美国租借给苏联的武器,苏联用半价卖给我们。

  我们不仅还了外债,而且我们的内债——建设公债在明年就还光了。从六二年开始,我们就不发公债了。六二年最困难时,我们也没发公债。这也是给LSQ的一击。

  美国无外债,但内债不是已达一千亿了吗?恐怕我记错了,可能是三千亿(美元),反正他没法还债,发了新的还有旧的。

  第三件事,对外政策。他主张“三和一少”。这不是他想出来的,是Dxx想出来的,还有书记处的其他一部分人,但LSQ没有反对。六二年的公报里反右倾,是指LSQ。关于国际政策,我们兄弟党可以证明,在座的缅甸同志就晓得。

  到了一九六三年,根据党内存在的右倾情况及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毛主席提出要搞四清,社会主义数育运动。提出了有名的一九六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十条,指出我们中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这时LSQ他提出第二个十条,与毛主席唱反调。好像农村的干部都不能用,要搬石头。他不相信基本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是好的。当时毛主席就提出相反的意见,说这是形“左”实右。指出四清应打击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在农村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在工厂依靠工人和积极分子。毛主席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批评了他(LSQ),当时他承认了错误,但实际上没有改变,毛主席最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把它公布于全世界,后来又在党内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他自已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来清算LSQ的罪行,关于文化大革命方面,我想在座的朋友们就清楚一些,我就不多说了。

  朋友们会问:既然发现了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不早解决,所谓解决,彻底解决,这样也就写不出“黑修养”这本书来了。很遗憾,许多兄弟党、马列主义党、反修的党受了不良影响,问题在于十八年的许多问题不只是LSQ个人,而是—个思潮。党内有一些干部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是有代表性的。因为中国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就不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是不断地揭发,不断地暴露,就不可能教育党员、干部和社会上的广大群众了。

  同时,我们又从苏联党的发展中得到了教训。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也曾经长期地同各种错误倾向作尖锐斗争。如反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可夫等,但这一斗争只限于苏联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后来把决议向党员宣读,因此,没有在党员群众中,更不用说在广大的社会群众中引起广大争论和讨论了。斯大林一死,就出现了新的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如赫鲁晓夫呀、米高扬呀,更不用说贝利亚了,公然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党内,社会上,不是没有反对,也存在一些不满,但沉默得很,没有行动。

  所以,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认为,一定要把斗争诉之于群众,不仅党内的群众,而且诉之于社会上的群众,还要诉之于世界。毛主席对许多兄弟党都说过这样的话,特别是日本的党,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说:“如果我们中国后代出现了修正主义的话,只要你们日本党还是坚持马列主义的,你们就可以发动中国的党员起来革命,帮助我们把这个修正主义推翻。”当然,这话是对日本共产党的真正左派说的,而不是对宫本修正主义者说的。因此,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有意识、有准备地进行的。

  从一九六三年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就是它的准备阶段。毛主席做了充分的群众动员、准备,同时也做了思想舆论的准备,比如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的戏剧改革就是一方面,你们诸位看了两个戏。我们把西方的芭蕾舞也灌了现代的革命内容。把芭蕾舞只能演古典的,甚至说只能演宫廷戏如“天鹅湖”呀,(森说:“睡美人”)最近我发现,在苏联教育中,都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但苏联的芭蕾舞教育中全是法文教的,而不用俄文。他们有崇古崇洋的东西。比如请诸位听了交响乐。交响乐过去只能算第几乐章,第几乐章的,什么八乐章呀。现在我们改成了交响音乐,可以谱写革命戏剧,演革命的人民。(总理问外宾看的哪出交响乐,回答说是《沙家浜》)最近他们发展的有些不对头,他们有些喧宾夺主,他们把唱和表现为主而不是演奏为主。这不是江青同志最初的意思。我看了几次,提出了意见。交响乐总是要以音乐为主,伴唱为辅嘛!就像芭蕾舞应该以舞蹈为主,伴唱为辅一样。这都是插话。

  舆论准备早就开始了。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同志——他现在是我们中央文革的成员之一,写了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更早些时期×××揭发批判了领导太平天国一支起义军的李秀成叛变行为。太平天国起义军当时曾占领了半个中国,持续了十五、六年,有了这些准备,到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公开给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在最高领导之下的从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从来没有搞过这一运动,革命之势不可阻挡。因此文化大革命就名称、形式看是思想革命,从实际上不只是思想革命。从今年初又进行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有了思想发动以后,就开始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这不是政治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政治革命?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临对的权力机构,这不是政治革命?群众一觉悟起来,群众就用自己的力量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去掉了,代替他们的是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的三结合在中国实行起来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当地驻军(或民兵)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另一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年的领导干部和年轻的群众组织的代表。革命的三结合把老年的、中年的革命干部选拔到新的领导机构中来,他们有经验,宝贵的革命经验,有错误在群众帮助下改正了。而新的领导机构中的年青的积极分子,他们来自群众,联系群众,保证了群众路线的贯彻。这样的三结合会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各位在座的来自民间,不是当权的,可能不能理解或不完全理解我们的作法。但你们的写作也必须联系群众。不与群众联系,不参加他们的实际斗争,写不出好的作品来,这是诸位都知道的。我国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领导层还是不容易接触群众,很难得到第一手生动材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创造性发明也来自群众。领导者的作用是加工这些材料,所以是加工作用。这个加工是重要的,不加工是粗糙的,不能成为成品。但是没有材料又加什么工?那样必然成为官僚主义,小的是官僚主义,大的就是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是没有鸿沟的。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在座的年青的中国同志,他们比较容易接近群众,容易得到群众的智慧。在座的翻译同志是外交部来的(对译员)你们都是五三派的?(一人答:她不是五三派的,是东方红的)那里斗争很尖锐,他们参加了实际斗争,熟悉实际斗争生活,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不然,我就不能领导好外交部的工作。这也包括反面教训在内。如烧英国代办处,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都不同意,但劝也不行,他们就是烧。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和我四个人联名劝告他们都不听,这就教育了我,外事系统有一种极“左”的思潮起作用。当然在八月前这种思潮就有,但必然要发展到这个时期才能暴露。这时我们一讲话,外交部就起来斗争了。最近发现极“左”思潮后面有坏人,没有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不能发现的。这只是拿外交部作例子,全国都有这样的事情。诸位还知道,有的地方不只吵架,而且用了热武器,不只在家打,还到社会上打,为什么?有原因,或者走资派不甘心失败,背后操纵,或者外国派的特务,钻进我们党的间谍,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兴风作浪。这种人是极少数的一小撮,他们当了坏头头,或幕后操纵。一般说,还是群众中一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反映,小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等等。这样打仗,甚至打武仗,就没有什么可怕。一句话,乱起来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教育了自己。一乱,敌人就钻出来,因为他们是要趁火打劫的,带头挑动,这样的乱,锻炼群众,教育自己,有什么不好?像毛主席所说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嘛。

  第三,说说经济革命。这就是说,许多企业的许多制度要改革。工厂里一层一层的,层次太多了,这就使非生产人员的比重增大,工资等级太多,再加上奖励,工人的工资差别太大。另外劳保制度不合理,××多万工人和职员享受劳保待遇,临时工、合同工享受不到,市民和广大农民更享受不到,这就更容易滋长特权思想。分配制度有很多不合理,因此必须有一系列改革。斗批改,斗走资派,把他们撇开,群众一起来就可以解决了。批,批反动学术权威,社会科学方面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这不那么容易,要下功夫,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着作。改,改革制度就更复杂,因为许多单位是互相联系的。孤立的改一个单位是不可能的。这个工作在今后,明年要大作特作,但也不难,只要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就会想方法.—个个机关,一个个单位来解决.

  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经济革命之后,还有一个组织革命。首先,党要整顿。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群众学会了自己教育自已,而不是让干部教育他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调查出我们的干部很多同题。我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转入地下,搞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又与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国民党、开明士绅合作。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还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进行合作,直到全国胜利。这样我党混入了--些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反动分子。解放后十年,党员由一百多万一下子发展到—千多万,问题很自然就复杂了,经过这次大揭发,发现干部中有一小撮是不好的分子,或是阶级异已分子,叛徒,或是敌人派遣的特务。经过群众揭发我们再加以审查,确定以后,党进行整顿或改组,我说就会更加纯洁。这为各国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世界革命运动正在胜利发展,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包括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破坏革命运动、革命组织,包括革命的作家组织,派人进来,长期埋伏,到需要的时候再出来进行破坏活动。就亚洲说,日本党、印度党、印尼党都有这些经验。我看群众组织也不例外。我们除整党外,还要整团、整顿工人组织,甚至于新生事物的红卫兵,成为全国人民的注意中心以后,也会混入坏人。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场大的阶级斗争,一场大试验。这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敢作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革命的关键还是思想革命,因为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群众所掌握,广泛的宣传,才能把精神变成物质力量,即使如此,毛主席还说,这样的革命不止一次,或十几次,这样才能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向共产主义,推动世界革命,真正创造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的新世界,真正进入共产主义,一个国家不可能单独进入共产主义。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要打仗,你就无法对付。一个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考验。苏联不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来,帝国主义还存在,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用什么形式进行是另外一回事,不能预想,这个问题还要看发展,如果世界革命来得快,形式会是另一样,但现在还不能说,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必须防修反修,保证不出资本主义复辞。中心问题是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普遍化,然后化精神为物质力量,这是真正的备战,准备帝国主义挑起战争,加以消灭。这点连帝国主义也逐步认识了。

  目前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紧张阶段,我们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会更好,但我们的队伍——组织革命正在进行,至于思想革命,还是长期的,因此,作家的队伍也还没有整顿好,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

  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左中右。不要以为这次把LSQ清除了,我们党就完全一致了。可能我们党在九次代表大会会提出按毛泽东思想来建党,以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为指针,要党员入党宣誓时接受党章党纲。但以后还会出现右派。在人类中,一样还会有右派,但那时的右派与现在的右派的含义不同而已。……

  [引自武汉新华工革委会材料组印《学习材料(第89期)》,1968年3月]

政府工作报告极简版来了,只有800字!


一、五年成就

主要做了9方面工作。办成了不少大事:

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

城镇新增就业6600万人以上。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5亿人。

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

重点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一半。

基本完成裁减军队员额30万任务。

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

还要保持清醒: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同程度存在。

二、今年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以上。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三、今年重点工作

收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教育:切实降低农村学生辍学率,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

医疗: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40元。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

去产能:再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左右。

降成本: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

创新: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加强雾霾治理、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

财税: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三大攻坚战: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活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3%。严禁“洋垃圾”入境。严控填海造地。

乡村振兴: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改革。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

消费: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再延长三年。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投资:完成铁路投资732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左右。

开放: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周作人:“文化汉奸”建国后的惨淡人生

作者:张高杰

来源:风轻云淡博客?


周作人是1945年12月因汉奸罪被逮捕入狱的。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暂由李宗仁任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担保释放。周作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获得了自由。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第二天,即由尤炳圻父子陪同,乘火车去上海。那时北平已被解放,南京、上海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兵荒马乱,京沪之间不能通车,他一时无法回家。尤炳圻曾留学日本,在抗战期间,他与周作人一样,未能保持气节。侥幸的是,战后的尤炳圻并未被当作为汉奸对待。周作人被关进老虎桥监狱后,尤炳圻曾经给他很多的接济和帮助。这次尤氏父子找到周作人,是想把他接到上海自己的家中。


据周作人后来回忆,他们进了车站,看见有一列火车停在那里,就拥了过去。车上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周作人是被尤氏父子从窗户拉进去的。上车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座位,安顿周作人坐下,尤氏父子只能站着。已经65岁的周作人这一回真切地体验到了“逃难”的痛苦滋味。


第二天赶到尤炳圻家,天已经快黑了。那天正是阴历戊子年的除夕,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陆续响起。从这一天起,周作人成为尤家的食客,白吃白住,直到同年8月15日回到北平。


在上海待的这半年时间,周作人当时真实的心绪怎样?他自己没有明说。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诗作中窥知一二。1949年3月19日,周作人为友人作题花鸟画诗四首,分别是《月季花白头翁》、《牡丹鸡》、《野菊鸡》、《木兰芙蓉鸟》。


诗虽是咏物,但是言为心声。那种迷惘、惆怅、思归和无奈的心境一目了然。


从1949年4月起,周作人重新开始写日记,恢复了正常生活状态。为了能多挣点钱糊口,周作人陆续从事一些写作和翻译工作。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周作人在信中,一开始谈的是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支持,实际上是在表明他拥护党、拥护共产主义的态度。接下来,周作人则谈到了问题的重点,即自己那个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过去”。他介绍了自己那段就任伪职的不光彩的经历,并辩解是迫不得已才担任伪职的。而且,他对于日本方面,也并非真心实意的附逆,而是敷衍塞责,等等。


周作人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泽东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泽东的这番话决定了。


1949年8月12日,周作人终于结束了他寄居上海的生活,归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8月14日,周作人一行抵达北平。因为不了解八道湾的情况,不敢贸然回家,所以他暂时住在太仆寺街尤宅。


两个月后的10月18日,周作人在儿子周丰一陪同下,回到他阔别三年多的八道湾家中。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被捕、坐牢、逃难之后的周作人,终于又可以安坐在自己的家中了。


回到熟悉的环境,周作人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方式。开始重新翻译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此书在老虎桥监狱时早已译出,后交正中书局印行。没想到书还没有印,译稿却毁于一场大火中,10月27日,《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再次翻译完成,改名为《希腊的神与英雄》。


从1949年起,周作人作为“专政对象”的身份从来没有改变过。1949年11月17日,即周作人回到八道湾的一个月后,北京市最高法院便传他问话。11月28日,北京市最高法院又来人调查房产。1951年2月,他又上书毛泽东,希望能重新处理自己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职一事,结果还是未能如愿。他仍旧不准用周作人这个名字发文出书。1953年12月法院决定,自即日起褫夺他的政治权利。1958年4月25日,周作人向法院寄去申请书,要求恢复选举权,最终被驳回。派出所还不断要他写自传、写材料、写改造计划,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晚年的周作人和小孙子在一起


从1955年1月起,为了养家糊口,周作人不得不勤奋译书。在其后的10年时间里,他共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稿11部。1965年在翻译完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以后,他感觉自己的心愿已了,精力也已消耗殆尽。于是4月26日,他重立遗嘱:


余今年已整80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1966年,“文革”开始了。在扫荡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周作人立即被“横扫”而揪出。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小将冲进了八道湾,砸烂了家中供奉的周作人母亲的牌位。8月23日,周作人写下了他此生最后一篇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


8月24日,82岁的周作人被红卫兵拉到院中大榆树下用皮鞭、棍子抽打,进行批斗,家也被查封。后经儿媳张菼芳向红卫兵求情,总算在厨房里给周作人搭了个床铺,让浑身是伤的他躺卧在那里。“寿则多辱”,周作人两次向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早点结束对他来说是痛苦不堪的生命。当然无人会理睬他的“卑微”的要求。他拖着老病之躯,居然熬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天中午,老保姆为他端来熬好的玉米粥,他照例吃得干干净净。下午两点多钟,邻居隔窗发现他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极不自然。家人被叫回来后,发现周作人已经浑身冰凉,没有了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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