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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佬于右任的传奇一生:于右任结局怎么死的

民国风文艺范 2019-04-22 00:18:32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1905年,他因在《新民丛报》批驳钱基博《中国舆地大势论》中“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荒唐论点而声名大噪。此文首次署名“于右任”。“右任”,既是“诱人”的谐音,亦暗含反清之意。因我国一向以“左衽”来指受异族统治,故“右任” 之“任”,系从“衽”而来。


  于右任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育成人。幼时家贫,于右任6岁牧羊,差点葬身狼口。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庚子年国难当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出逃西安。陕西巡抚岑春煊命学堂师生恭迎圣驾,跪道侧一小时。血气方刚的于右任要致书巡抚,希望他“手刃西太后”,后为同窗王麟生劝阻。于右任剃成光头,脱去上衣,光膀子提着大刀,以一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为背景,照了张相,意诀清廷,颇有杀气。不料,此照片落入三原县令德锐手中。县令以于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和这张照片为证,诬其为“革命党”,下令通缉。于右任得讯后,逃至“志士之集,议论风发”的上海,化名刘学裕(“留学于”之意),就读于马相伯的震旦学院。于右任的才学深受马相伯赏识。1905年震旦学生反对洋教会,集体退学,马相伯也脱离震旦,决意与同学们一道组建一所新校。马接受于的建议,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为校名,创建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次年,于右任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于右任由一个三秦大地上的牧羊少年,励志奋斗,不仅成为集诗人、书家、报人、教育家于一身的社会贤达,而且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毕生经历了多少沧桑,有过多少喜怒哀乐!院长任上,他明德肃贪,曾信誓旦旦要整肃吏治,既打苍蝇、蚊子,也要打老虎。史实是苍蝇、蚊子倒拍了两只,弹劾过两个鱼肉百姓的县长,杀了一个中央信托局的贪污处长林世良;而面对巨贪铁道部长顾孟余、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等老虎,于右任刚刚持枪瞄准,汪精卫、蒋介石便挺胸堵住了枪口。胳膊拧不过大腿,于右任无奈。难怪世人讥他“监而不察,察而不明”、“养虎遗患”。于右任也只能悲鸣:“监察何用?监察何能?可慨也夫!可慨也夫!”他拍案过,惊堂木惊不动老虎;他拂袖过,可蒋介石为“收招人心 ”,欲借他做摆设而死缠不放。于右任在院长的位置上一坐33年,业绩不显。检视反思,除于氏本身的人性弱点之外,当归结于盘根错节的官场腐败。一句话,民国官场太复杂,复杂得笔者三言两语说不清;民国官场太黑暗,黑暗得笔者不屑为文。且让我从容地描摹一下官场之外的于右任吧。



办报,勇为苍生鼓与呼


  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青史作证,在办报的峥嵘岁月,他的确是昂扬奋发、不屈不挠,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激烈、壮观简直是惊心动魄!


  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报纸存续时间短暂,但影响很大,且一个胜过一个。


  自1903年《苏报》被封后,上海的革命报刊几乎全部缄口,而保守派报纸却十分活跃,某报社论更公然为清廷张目,诬革命为叛逆。于右任忍无可忍,撰文反击,但投稿如泥牛入海,这使他产生了办报的欲望。1906年他与邵力子赴日本考察报业,同时谒见神交已久的孙中山。他在日本的华侨中筹募了3万银元,又在国内招游资入股,于次年创办了《神州日报》,以“神州”为旗帜,意在唤起民众的故国之情。报上的纪元一改惯用的清帝年号,而用公元和干支纪年,寓意良深。为让报纸站稳脚跟,他针砭时弊注重策略,巧用“旁敲侧击”之法,在华美的文字中暗藏革命的精魂。正当报纸要腾飞时,天不作美,报社附近的广智书局失火,报社化为一片灰烬,仅靠一点保险金维持。屋漏偏逢连夜雨,报社内部又闹窝里斗,于右任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当时上海的道台秦乃煌为控制舆论,拟以重金聘于到《舆论日报》当总主笔。道不同,于右任岂能与之为谋?


  1909年于右任别树一帜,创立《民呼日报》。此前,他在上海各报大刊广告,公开宣称《民呼日报》“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创刊号上刊发的社论旗帜鲜明:“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于右任有了办《神州日报》的经验,加之又网罗了戴季陶、吴宗慈等笔杆,仅用3个月时间,发行量扶摇直上,居上海群报之首。


  《民呼日报》不仅针砭时弊,揭露清廷的腐败,更注重关心民瘼。是年甘肃大旱,良田龟裂,饿殍载道,哀鸿遍野。而陕甘总督升允搞假大空,3年匿灾不报,又不减田赋,以致酿成人人相食的惨剧。《民呼日报》刊登一篇《如是我闻》揭露:一饥饿老妪,让女儿到野外寻草根回来充饥。女儿抠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来,而母亲已无踪影,唯见地上一摊血。原来被人吃了。该女悲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未出门,乡邻推门探看,只见地上一堆骨节,她又被人吃了。报纸据此义愤陈词: “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任谁读之,能不愤慨!


  于右任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开我国报业参与社会赈济事业之先河。升允恼羞成怒,诬陷于右任和另一负责赈灾事务的陈飞卿“侵吞赈款”;一面又与上海道台蔡乃煌、公共租界巡捕房私通,拘押于、陈二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民呼报案”。于右任等被关押月余,审讯7次,身心遭到摧残。报社同仁知道,当局意在迫报社关门。为营救于、陈,报社同仁不得不委曲求全,“自行停刊”,于右任才得以解除羁押,但被逐出英租界。《民呼日报》短寿,只存在了92 天。


  于右任虽一介文弱书生,但脊骨是硬的,折而不弯。数日后他再创《民吁日报》。于右任阐释报名:“民不能言(呼 )则唯有吁耳!”又说“‘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沉痛中含着幽默。于右任不便出面,委请范鸿仙当社长。《民吁日报》面世时,日本侵华日甚。报纸发表《论中国之危机》等社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华要求种种特权的罪恶;又针对倾销日货发表《买日货者看看》等时文。报纸此举惹怒了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是年10月26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市刺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胁迫清廷签《马关条约》者)上海数十家报纸装聋作哑,唯《民吁日报》在显着版面刊发这大快人心的好消息,称伊藤为“土匪流氓头子”、“大浑蛋”、“死有余辜”。广大读者拍手称快,松冈则暴跳如雷,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报》。《民吁日报》被查封,并被判令“永远不得出版”。《民吁日报》更是短寿,存在了四十又八天。


  《民吁日报》被封后,上海市民在报馆门上贴悼词者众多,且竟有焚香痛哭者。与此同时,当局在租界内外搜捕于右任。于右任一度曾躲在一名叫荷花的妓女家里。他给那妓女12元,说好只住半个月。可迫于形势一住住了5个月,再无钱付房饭费。那妓女非常爽快,也不向他要钱,照供食宿。因于右任见常有人来窥视,怕遭不测,在一个晚上悄悄溜走。后于右任一度困在小旅店里“绝粮”,一位同情他又与他一样穷的同志,到马路上一烧饼铺想偷几块烧饼带给于右任,但遭铺主发现,被打得满脸是血。铺主问他为何要偷,那同志据实相告,是为接济快被饿死的朋友。那铺主听后深受感动,主动送了他许多烧饼。当于右任拿到烧饼时,两人抱头痛哭……


  那时,于右任时时处在被监视之中,过着东躲西藏、度日如年的“流浪”生活。


  吉人天相。终于,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缦云仗义疏财,送给于右任一大笔钱,让他办报。于又从友人处筹集到一笔。在九九重阳节那天,于右任又创立《民立报》,并荟萃一大批革命报人主笔政,有宋教仁、张季鸾、邵力子、叶楚伧、马君武等。于右任选定重阳节创刊,把《民立报》喻为“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祝福她像秋菊那样不畏严寒独自开,“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于右任亲自撰写的那篇文采夺目、寓意隽永的发刊词,被载入《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誉其为新旧文学合流交汇的代表作。


  于右任办这张报可谓沥尽心血,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在上海报业中鹤立鸡群。它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派有驻外记者( 留学生兼),有一次为一篇重要稿件,于右任不惜付600块银元电报费。《民立报》还以大量篇幅宣传孙中山在国外的演讲和活动;同时把报社当作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为答谢他宣传之功,送他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于右任为新闻记者讲课强调职业道德时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于右任当之无愧。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于右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中作书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


  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绝对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到台后,由一南洋华侨家属供给,直至临终。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某年,已身为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到上海,想回报一下当年济助他的妓女荷花,但囊中羞涩,不得不一下火车就寻访陕西在沪做生意的老乡,以求资助。


  1948年,国民大会选举,于右任竞选副总统,只能靠送字、赠照片“拉票”,仅在临选举的前夕,请了几桌客,席间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抗战岁月,他的长子于望德在德国留学,他期望儿子早日回国为抗战出力,“盼儿归国,但无路费”,想想也罢,让“国家总账上减少几文支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的所谓官邸(宁夏路二号)非他所购,是租赁旧部下冯云亭的宅第……


  贵为党国元老、五院之一长的于右任,是在哭穷、作秀?非也。他的钱呢?



“子规夜半啼血,声声都是思乡情”


  于右任出身寒门,又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他把钱都放在故乡人民的口袋里了。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 ”。他十分注重兴学,除在上海创办“复旦”、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外,更关注家乡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开发西北”。在陕西,于右任首倡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了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以及渭北中学。最早于1917年在三原县建民治小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整个三原县的教育让他萦绕心怀,在上海办报期间,听说三原县小学实行统考,他便从上海寄了一批练习本、橡皮、铅笔作为奖品。为弥补全县教育经费的不足,于右任与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学者)计议,于托段购地482亩,栽速生优质的泡桐树,待树成材后出售,济助全县各小学。


  国难当头,于右任艰难兴学,深得孙中山赞赏。孙在1919年9月1日致于的信中说:“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新望。”


  于右任之善举,始于光绪二十五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陕西学政沈淇泉(沈钧儒之叔)筹办粥厂,委于右任当厂长。“恩师知我信我”,“不由我不动心,不努力啊!”1918年,陕西又遭大旱,为赈灾,他派员四处奔走呼号,募款,先后向关中20个县发放赈款11次。那时他患足疾在沪,又适长子于望德结婚,亲朋故旧、慕名攀贵者都来道贺。于右任把办喜筵的一品香饭庄当成募捐现场,发表演说:“余久抱与家乡父老同生同死的宗旨。今天各位送来的贺礼,权做赈款送回陕西。于某今以薄酒,感谢各位为陕助赈的热情。”是年8月,他抱病回陕视察灾情,捐款购100担小米,开设舍粥厂,救济灾民。当时的《西安日报》有长篇报道。三秦大地旱灾频发,他建议三原县兴修水利,先后两次捐款,以工代赈整修河道。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陆一,同为“三原三才子”,曾是于的得力助手。王积劳成疾于1943年逝世,乡人想为王立碑,于右任当然更想。但偏适关中大旱,他沉痛地对要求立碑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于右任曾作诗以记:“丰碑为慕文豪,凶岁难安父老;秋风忽起咸阳道,多少高坟蔓草。”诗末,他作了自注:“友人欲为王陆一立碑,予以年荒阻之。”


  最令人感动的是,1927年间,陕西三年大旱,饥民为了活命,挖坟掘墓,变卖殉葬品度生。抚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坟也未能幸免。乡人报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万分。他由此猜度灾情严重,理解那是饥民“万不得已”,自感不该责怪饥民,复电:“不要追究”。后,于右任返故乡扫墓以诗记之:“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矢言:“不置私产”。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子承父业。于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树,拒绝儿孙享福。这则是“大道为公”佳话中的佳话了。


  1931年,于右任目睹家乡人口外流,田园荒芜,便收购省外客户转售的土地千余亩,在斗口村办农业试验场。建造办公室时,于右任亲书办场宗旨石刻一块,镶在墙壁上。文曰:“……我去世后,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他怕此碑万一不存,同时在楼南院另竖八棱石碑一座,其上文意与前碑相同。


  1935年,民治小学拟扩建初中班,一柏姓邻居愿赠送家门前空地基及楼房,于右任坚拒,以市价收购。在办理契约时,经办人意写在于右任名下。于再三叮嘱:“不敢,不敢,仅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契约主名最后归在民治学校名下。


  于右任多次回乡,一直拒绝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学校。某次,农场、学校经办人张文生(于原秘书)捧出多年来斗口农场、民治学校的收支账簿请于过目,内有民国十八年一些乡邻向他借款的账单。于右任抚账簿良久,叹息:“这些钱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他说他不看了,让张文生一把火烧掉,“免得将来子孙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并以自己所着《牧羊儿自述》,勉励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对小方副官闹着要回家。(当时于月奉5000元新台币,而一天医药费要1000元)蒋经国来探视后,才让他住进荣民医院。


  于右任逝世后,“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与于的长子于望德一道,寻于的遗嘱,不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箱内既没有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讼:“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


  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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